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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他共同生活了五十年的太太Thilda去世後的幾個月中，如同其它的男人一
樣，Yachar
Kemal
被心中的悲痛所擊倒，他心中的感覺沒有人能體會，因為很少有妻子在丈夫一生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影響力如同這位作家所感受的如此深切。Thilda
是Sultan Abdul Hamid
的猶太籍醫生的女兒，精通英語與法語，是Yachar Kemal
面對外界的最佳公關與資訊提供者，她經常蒐集最新的文學出版資訊給他，翻譯他的著作，也替他擋一些不速之客。雖然妻子已過世，難掩心中的傷痛，年近八十歲
的身體在生理上已大不如前，但在精神上他相當堅強，依舊在過去與Thilda共同使用的辦公室中持續寫作。
Kemal
目前正在撰寫三部曲著作的第二冊，此外，他依然是那位大家所尊敬、腦海中擁有無窮資源的故事解說家。此外，他也對時事保持高度的關心。例如，最近在聲名狼籍專門監禁政治犯的F-type監獄發生二百名犯人與其親屬的絕食抗爭事件，讓Yachar
Kemal 回想起他的過去。也因此當他的三部曲著作—Letters
to Thilda完成後，他將在回憶錄中，把他的過去呈現在裡面。
Kemal
自十七歲以來一直沒有中斷對人生的奮戰，在他第一次與Abidine以及Arif
Dino兄弟見面後，他的人生為之一變，也讓他成為土耳其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成員之一。
在作家生涯中，因為文章的關係讓他在政治圈中的名聲並不是很好，二十二歲那年，在一家石油公司任職，因此使他結識到一群曾經在德國居住過受到當時的德國過
激社會主義政黨Spartakus影響的土耳其工人，他目睹製造土耳其第一次鐵路工人罷工的過程，也看到他們首領之一於一九二七年在事件擴大後被處死。
Kemal
的作品風格似乎不被土耳其政府當局所認可，他回憶指出，無論他到那裡或是做那一項工作，政府總是找他麻煩。也就在那個時期他寫下了他著名的文章，The
Wolf with the Bells(掛著鈴噹的狼)，該書由著名的New French
Review
出版。書中闡述他的理念，在安那脫利亞的鄉間，農夫因為狼侵入羊群造成大量損失，因此設計捕到了狼，他們在狼的脖子上掛上鈴噹再將狼放回，從此羊群不再受到威脅，狼卻因獵物無著而餓死，
Kemal指出土耳其的作家受到待遇就像這隻狼一樣。
Kemal指出土耳其當局曾逮捕近一百一十四位作家入獄處以不同的刑期。他也曾經被拘留三到四個月，在這期間受到生理上的刑罰，時間是在一九五0年，他在
往後的七年中沒有向任何人提起此事，因為他覺得是一種恥辱，他難以想像一個人怎麼可以用如此的手段去對待他人。有一天，一位共產黨領導人談到被酷刑對待
時，他才開口道出自己的經歷。
在腳被反綁在椅上四十八小時後，他們對我的腳踝踢打，那種痛苦是難以用言語形容的。他們持續毆打我，尤其是在晚上，警衛一個接著一個，雖然他極力反抗可是一點用處也沒有。
後來，他被帶到法庭，他的母親也在場，他不想讓她看到他的情況，不過法官應該已經了解實際情形，三個月後，他被釋放。
一九五一到一九六三年間，Kemal在Jumburiyet擔任記者，就如過去任記者時一樣，他依然沒有放棄撰寫短篇故事的習慣，同時也進行他的著作
Mebmet的編寫。從一九六三年開始，他一直以出版自己的書為主要生活來源，同時他也成為土耳其受到尊重的語言專家之一。他的書被譯成多種文字，名字幾
次與諾貝爾文學獎擦身而過，有時他也會自我抱怨官方對他的態度是否會有所改變。
不過，土耳其政府很明顯地認為這位過去的異議人士依舊有其政治上的影響力。去年，司法部長問他以及他的作家朋友Orhan
Pamuk以及Zufi Livaneli，一起去探訪因絕食示威而關在獄中的犯人，同時要求他們一起研究如何解決該項危機，因為在一九六六年他們成功的化解一項類似的情況。Kemal同意也進入監獄與犯人對話，不過，這一次卻無功而返。
調停者要求犯人中止絕食示威，為了換取他們的合作，獄方也表示一系列善意。然而，犯人卻拒絕此一提議。Kemal回憶指出，犯人告訴他決不能相信當局，即使他們有所承諾。
Kemal指出在事件發生後，報紙曾加以報導，不過，政府隨即發出禁令，目前報上已看不到任何有關此事的消息。Kemal懷疑報紙與媒體為甚麼不再對此事報以關心的態度，在一九六六年事件時，十多家歐洲媒體不約而同地都向Kemal
探尋相關訊息，相對的，此次連他相熟識的記者也沒有任何電話。
一九六六年，整個土耳其，不只是左派，均一致傾向以人道考量尋求問題的解決。Kemal指稱此次亦然。當他們準備介入調解時，所有的意見卻全部對在獄中的犯人不利。不過在調停失敗後，整個事件卻冷卻下來。
雖然kemal沒有提及失敗的因素，不過，失敗部分原因是要歸咎於旅居在西歐的DHKP-C領導人Dursun
Karatas的介入。Kemal只提及當一九六六年他的首次調解任務後，他接到了來自左派與右派的死亡威脅，導致他流亡到瑞典停留數月之久。
到底群眾與左派間的想法差異有多遠?Kemal認為，即使以他來說，雙方也有差距，他指出自己永遠不會成為恐怖主義的一分子，全土耳其人都知道他反對死亡。他辯解自己有少許的激進細胞，但他寧願整個國家陷入混亂也不願意見到人們死亡。
人的生命遠超過一個國家的存在。一九六六年，報紙與大眾間的意見變得異常敏感，並不是因為死亡的是左派分子，主因是因為他們是人類。
對於此次的犯人絕食事件，Kemal無法預見最終的結果會是如何，不過他確信的是他的話不再發揮過去的力量。因為他失去了寫作的舞台，相對地也失去了應該有的影響。
後來，在Hurriyet報的頭版刊登一篇他的專訪，標題是，自從Thilda去世後，Yachar
Kemal從未再提筆寫作。
到底他有沒有抓住此次上頭版的機會重新佔住其政治地位，發表他對於此次絕食抗爭的看法。對於此種疑問，Kemal不屑地回答，他不對此事發表意見，因為這是無任何意義的事。
事實上如同許多土耳其多數的學者一樣，在被捕入獄的威脅下大家都是保持沉默。他曾經在德國雜誌Der
Spiegel中發表一篇有關土耳其面臨的問題的文章，被判二十個星期刑期的緩刑，今天他會再次冒險換取一個五年的牢獄之災嗎？
Kemal並不想否認他庫德族的血緣關係。他指出自一九五一年他來到伊斯坦堡後，他一直表明他是庫德族人，同時也因為是共產黨員而入獄過，一九七七年在德
國他也同樣被問到類似的問題，他指出他以土耳其文寫作，從不以庫德文發表文章，但是他從不否認自己是庫德人。
談到他目前進行中的作品，Kemal描述在一次大戰後的鄂圖曼帝國的人口變遷，當時有一百五十萬希臘人被迫離開土耳其，五十萬回教徒從巴爾幹半島移到土耳
其，Kemal認為這些人根本沒有自由去選擇要離開或是留下來，把一個人從他生長的地方強迫遷離就如同將他的心臟挖出來是一樣的沒道理。Kemal[憤慨
地指出這是一件非常可恥的行為。
在他的三部曲的第一冊「一個海島的故事」,Kemal訴說一位居住在Euuuphrates島上的基督徒離開故居的故事。第二冊，目前幾乎已近完成，是描寫抵達該島的新住民回教徒的故事，第三冊則續述該島變成荒蕪的過程。
當第三冊完成後，Kemal才會開始自傳的編寫。他的給「Thilda
的信」一書將以鉛筆書寫，如同他在二十歲左右開始寫作生涯時一樣。
譯自中東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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